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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和我走在县城的老街上。
  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样一起步行了。刚才和父亲一起去朋友家吃午饭,走到老街路口,忽然想到来看看他的住处。
  老街是条很不短的街,两头都是上坡路,中间地段微微隆起,石板路面,很少有车经过。没想到父亲是住这里,离他坐诊的大药房很不近。他说,每天中午吃饭休息两个小时,来去走路30分钟正好锻炼。
  父亲退休后一直在坐门诊,换了很多地方。上次我看见他,是在连仙河口里的长安镇福利院。他的住处就在门诊室里间,大半个房间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电炉子,一把热水壶,父亲试了一下让我烤火,但是电炉丝断了。院子里一群群孤寡老人在缓慢地游荡,像是冬日翻晒的青黑布片。有人互相啊啊地说话,却谁也听不懂谁。后院仓库里码着标准式样的棺材,每个月都要用去几具。
  父亲说这里条件不错,也不冷。比起在市里长江医院坐诊的时候,要强得多了。
  长江医院聘请的医生多,几个人合租一个屋,电灯坏了一直没人修,也没有热水瓶。父亲在小摊上买着吃饭,晚上在茶室里打两块钱的小麻将,回去了就用冷水洗脸脚,立刻上床睡觉。
  那次我去医院门诊部看了他,提了两斤水果,但没有去他的住处。我从没去过父亲的住处。
  这次我想去看一看。
  一直走完了上坡路,到了老街拱起的地段,还没有到父亲的房子。父亲先前说,这间房子是药房老板自己的,他有好多处房子,这座底层大部分空着,只有父亲住了一间。
  我以为会需要一直走到老公安局的后坡上,那样未必赶得上去朋友家吃饭了。但是走过了老县委大院的门楼不远,父亲拐进了一个半敞的小院子,迎面一幢三层小楼,嵌在两厢的瓦檐老房子中间,正面贴的瓷砖有些旧了,看来这里就是了。
  院墙很矮,院子里阳光特别足,父亲无意中取下了帽子,稀疏细软的头发被阳光染透了。阳光也照进了小楼的门厅,落到很多旧沙发家具之类的杂物上,让这里有一股懒洋洋的味道。有一间屋半敞着,里面是一溜长条圆桌,像是个会议室,只是桌椅落满了灰尘。父亲说,这些家具都是大药房老板的父亲搜集的,他特别勤劳,又特别节俭,经常在外头捡些东西回来,“是个有意思的人”。
  穿过了前厅,还有一个卫生间,散发着特有的气味。父亲说,这个卫生间只有他用。再靠里才是他的房子,锁着门。
  父亲打开门,屋里很暗。后窗贴着很高的坡坎,没有透入多少光线。阳光落在小楼的朝前部分,没法到达这里。屋里有一股阴潮的气息,和前半部分的门厅全然不同。
  屋里没有什么家具,锅碗之类大致堆在地上。一只炒锅里剩着半锅底烩饭,像是凝结的浆糊,饭粒、肉片和酸菜烩在一起。父亲对我说,他每天早上起床做一顿饭,午饭和晚饭回来都是它。
  这正是父亲数十年不变的做饭套路,往年在广佛卫生院的阁楼上,母亲还待在山村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每天给我们和他自己填饱肚子,弄得我和哥哥彻底失去了胃口。
  显眼的只有一张床,床上有一床被子。我担心它抵不住冷。他却说你莫小看了这被子,暖和得很。
  唯一算作家具的,或许是一只床头柜了,也是往年我家阁楼上的样式,暗色的油漆,还带着一行字“平利县药材公司招待所”,这说明了大药房老板最初的单位。床头柜上除了零碎物什,有一台短波收音机,和我在上大学学英语时用的差不多。
  父亲说,晚上没事了听听节目。
  “其实我也不孤单,公安局你李叔和刘叔都搬到县城里了,就住在后面不远,晚上总是喊我去打牌,打得小”。
  李叔和刘叔都是他的同学,往年他们在广佛时就见天来往,那时主要是下象棋。父亲前几年开始说,人老了,下象棋太费脑筋。
  床头柜上还有一个金鱼缸,水的颜色有些浑浊了,里面两条很小的金鱼在缓缓游动,似乎缺少活气。父亲说,本来养了五条,前几天死了两条,“不知道为什么”。他微笑了起来,却又骂了句“他妈的”。
  老街的房子很多是以往的政府办公楼,虽然都旧了,早就不在这里办公,还依稀保留着一些往昔气派。挨个数过去,有老公安局、县委、检察院、邮政局、税务局,还有新华书店,一律的苏联式建筑。
  父亲望着两旁的楼房说,当时第一次下平利县城,觉得这里好气派,没想到现在这样了。
  母亲一直留在筲箕凹山村里,直到我初一那年,她到广佛医院做饭,我们一家四口住在那间阁楼上。
  那座阁楼光线很暗,顶棚低,人走起来楼板响声很大。特别是父亲的脚步声,突然在看小人书或做作业走神的我背后响起来的时候,轻轻的皮鞋响声被我听成响雷打鼓,随后是耳光和屋角一直放着的竹条的惩罚。虽然还有母亲的脚步,母亲却像变成了和我们小孩一样,响动在黑暗里吸收了,只有父亲威严的脚步回响。父亲的干部帽子和衣服也和阁楼的黑色化为一体,笼罩着我们。
  那些年里,我蹑手蹑脚踩着一级级木梯上楼,心就一步一步提起来,经过那段没有光线也不安电灯的走廊,到了阁楼门口的时候,心到了嗓子眼,只待推开门的下一步,是终于落到肚子里,还是在父亲目光或呵斥的惊吓之下脱离了根蒂,喷射而出。
  我家曾经离开又回到那间阁楼,回去不久,母亲就在那间阁楼里去世了。等我再回到广佛街的时候,医院正在拆迁,阁楼旁边的半截房子被拆掉了,剩下它孤零零立在那里,露出参差不齐的墙垛,像是眼下我们经过的老县委门楼。
  门楼是暗红色雕花的砖砌拱门,已经树起了文物保护的牌子。老县委刚建起的时候,失了一场大火,办公楼都烧掉了。“那时候房子的隔热材料不行,都是木头刨花,开会时有人抽烟,就点着了。”父亲说。
  我常常做关于阁楼的梦,其中的一个是我晚上偷看小人书,蜡烛在我睡着后点燃了被子,怎么也扑不熄,我自己,和我家的阁楼都要烧掉了。早上起来不敢相信,被子还是好好的,一身汗,分不清是热是冷。
  在朋友家,说起父亲住的房子有点潮,父亲说,你们是小看了我的被子。棉絮是西大桥的四川弹匠专门弹的,12斤重。
  这个四川弹匠的祖上就来了平利县打被子,有两代人了。他长年弹棉花肺上得了病,有些像尘肺,吭吭咳咳的,到哪儿治都不见效,找到大药房,爸爸给他配了几服中药,起了大作用,又能弹棉絮了。他感谢父亲,打听到父亲的家在广佛镇,就送了一床新棉絮上去。
  到了广佛,一听父亲是一个人在县上住,他就改了主意,说那条被子还是嫌轻了,棉花不够,自己回去再亲手选好棉花,弹了一床12斤重的厚棉絮送去,就是我在老街房间里看到的那条。
  父亲说,他盖这床被子一点都不嫌冷。父亲到大药房的时间不久,单子还不算多,治好这个病人,也算是打开一点局面。
  我还是觉得那间房子太潮,说你干吗不要求住在外面空着的房子里呢,阳光好得多,现在不过是放些旧家具。朝阳和背阴的房子,差别太大了。
  父亲说,等过一段干熟了,跟老板提一提。
  朋友的阳台和楼道上有很多盆栽,其中有父亲从前喜欢的金丹和牡丹。父亲临走要了一小盆牡丹根。我们往老街走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病人的电话,说自己到大药房找父亲看病。虽然离下午上班时间还有20分钟,父亲也要立刻赶过去,就把那盆牡丹给我,让我端到老街去,搁在房间外边的卫生间就好了。
  我端着花盆走到院子的时候,阳光依旧很好,一个老人坐在马扎上晒太阳,没戴帽子,阳光也把他的头发染得透明。
  他看了看我没说话,我想这是父亲说的那个老人了。我抱着花盆走进小楼,搁在厕所外间的一个旧沙发上。
  走出来的时候,老人开口问我:“你是袁大夫的儿子?”
  我说是的。他的脸上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走到了老街上,再次经过那些有了年头的建筑。这条街像是被县城撂下,忘记了。我想到春天就要来临,那盆牡丹会发芽和开花。以往在筲箕凹的老屋里,贴着一副父亲买的年画,题目叫“国色天香”,画着一大株盛开的牡丹,当时我很怀疑,世上究竟有无这么大朵的花。
  这张年画贴上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来,它一直挂在火屋里,直到我们离开山村的时候,却像是从未褪色陈旧,一直保留着牡丹盛开的明净色泽。(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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