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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多种钱锺书研究的新书问世,我读下来觉得最重要的是以下四种:钱之俊《晚年钱锺书》(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范旭仑《钱锺书的性格》(东方出版中心)、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书局),以及由杨绛抄录本整理注释的《钱锺书选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晚年钱锺书》写的是1949年以后钱锺书的人生轨迹和日常点滴,比如住房的迁移(这涉及“容安馆”或“容安室”的名称意涵)、职业的变更以及人际交游关系,因历史的生动细节而别有趣味。
  《钱锺书的性格》是一篇20多年前的旧文扩充起来的小书,作者对钱锺书著述文笔的熟稔无人能及,故而立意深沉刻峭,不太类似为传主绘肖像,倒像是直接开刀解剖了。
  《钱锺书选唐诗》是一部珍贵的资料集,保存了钱锺书生前选定的一部“《全唐诗》录”,原稿系由杨绛作为“日课”逐篇抄录而成,选唐诗近两千首,通过对照《钱锺书手稿集》,可知这个选目主要依据的是钱锺书三次通读《全唐诗》的笔记,基本上反映了钱锺书对唐诗全貌的取舍范围。
  在此,我重点想要谈的是王水照先生的新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
当今时代,走进“钱学”的正面意义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部书是由部分旧文与几篇新作分主题编辑汇集而成,包括了“历史与记忆中的钱锺书先生”“钱锺书先生的学问与趣味”“钱锺书先生的宋诗研究”以及“《钱锺书手稿集》管窥”四个部分,有透过资料文献为回忆和传言中的不实之处进行的纠谬,也有从专家角度对钱锺书的学问成就和研究前景展开的探研和描述。
  王水照先生为此书新作的自序标明了宗旨即“走进‘钱学’”,全书始终围绕着钱锺书的学问价值和以学问贯穿其中的人格精神落墨,这与此前曾经流行的“钱学”稍有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讨论热的话题效应下,“钱学”一词应运而生。这是钱锺书的清华学弟、厦门大学中文系郑朝宗教授的“发明”,后来被概括为“博大精深”四字要义和三个“打通”。在今天中国学术走向专业化深耕细作的时代,原本界定的特点其实显得粗疏空泛了起来。问题在于,“钱学”是否还可以引领我们同样从精细深入的角度来体会“打通”或谓“汇通”不同学术畛域的意义呢?
  这几年,笔者不仅在学校的硕士生、博士生课上讲《钱锺书学术著述导读》,也在构思一部题为“钱锺书的阅读世界”的书稿。我主要关注于钱锺书读过的书籍和他的思想观点,对钱锺书生平方面并没有什么研究,但也需要从资料积累中辨伪存真,建构出一个大致形象。不同的回忆与记述,都会存在一些偏差,引发无休止的争讼。王水照先生此书就是非常精彩的示范,使我们感到“钱学”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正面意义:它应该是深入钱锺书的学问世界,从书斋内外体会其思想人格,而不是套用时兴理论框架给予的生硬理解,或者围绕着掌故、语录、争论集展开的那些趣谈。
“平视”钱锺书读书治学的真实价值
  作为曾受钱锺书指导关照、并与之交往40年的学生辈代表,王水照先生今天早已是宋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但是他在读解钱锺书的宋代文学研究时,并不像当今有些学者,以专业领域上的发展来鄙薄前辈学术的价值;也不同于不够专业的“钱粉”,只知一味赞美渊博,反而掩盖了真正的好处。难得的就是王水照先生的这种态度,即非一味“仰视”,也不是刻意“俯视”,而是怀有敬意和公允之心的“平视”。在今天学术专业化的语境下,尤其需要认识到:我们有幸晚生,容易看到前辈受文献局限的地方,然而也正要从文献受限处来正确认知前辈治学的可贵。
  像《谈艺录》对南宋人注王安石诗集的几十条补正,王水照先生评价说“精当尤超迈前人”。实际上钱锺书限于时代,没有机会看到后来发现的全本。当年王水照先生就写信告知了钱锺书新发现的文献(见此书自序),钱锺书回信说他并不在意这个发现,因为:“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正如不必也无需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所有位数字才能进行计算一样,往往所谓新见、稀见的文献,其实也就是“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而已。通过对照便知,钱锺书这番话也并非虚言,因为他在书中提出的个人心得,和后来发现的内容高度重合。而《谈艺录》以及未刊手稿里还有对黄庭坚、元好问、陈与义、陈师道、陆游等人诗集的类似讨论,这么多的工作更不能依赖于新资料的发现。钱锺书曾言读书治学有一个“求尽则尽无止境”的问题:片面追求新材料,反而让自己变得“寡见阙闻”了。他是一个那么常被理解为追求博览的人,实际上却并不迷信“读尽天下书”,才能最高效地施展他的才学。
  不仅如此,就在上文引钱锺书给王水照先生的那封回信里,还提到了另外一件事,也很耐人寻味:有个法国学者问钱锺书,《管锥编》讨论《老子》的部分见解很高明,在西方人重哲学分析的传统里也不落人后,但为何不提当时已发现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钱锺书回答说“未看亦未求看”,并且反问对方,你想必是细看过的,在你们的哲学家看来真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发现吗?对方也只好笑笑说“绝无”了。
  由此可见,读书敏求、爱书成痴的钱锺书反而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西人,对于海外汉籍、出土文献并不抱有过高期待,照样也能做到研究视野与国际学术潮流同步乃至超前。当他面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庞大藏书库时,居然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这出人意料的话,启发我们正确认识读书治学的正途,首先还是在基本常见的“大经大典”上下功夫。正如钱锺书辞谢夏志清邀访赴美讲学的回信里所言,“只愿‘还读我书’而已”。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中有关钱锺书宋诗研究思想的讨论,可能是最为精妙的。他介绍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的钱锺书《宋诗选注》,提出多种读法,以及对于钱锺书《容安馆札记》里的南宋诗歌发展观的考察,让人读来振奋不已。《宋诗选注》问世以后一直最被世人瞩目和议论的话题,就是为何不选文天祥《正气歌》,王先生强调“以钱注钱”的解释,用钱锺书自己的文艺批评逻辑来找依据。他发现钱锺书在读书札记里说过《正气歌》的构思并非独创,而是抄袭了前人的现成文辞(石介《击蛇笏铭》),另外对于《正气歌》用事和全诗内在逻辑,钱锺书也认为很有问题。这的确是钱锺书的一个评价原则:他非常重视文学创作如何处理对前人的学习,假如模仿痕迹太重,甚至有抄袭嫌疑,不管作者身份多重要,他抄袭的对象多么不重要,都是有问题的。——这个标准要胜过所谓内容精神对大众世俗的影响。比如他觉得《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太多,觉得《金瓶梅》修辞立意不凡,反而《红楼梦》偷学《金瓶梅》的地方很多,都是他擅于从大家名作里面发现名不副实之处,擅于从小家冷书中间找到可以天才灵光之点,全依赖于这种勤奋又谨慎的批评态度,绝不从俗,绝不凑热闹,言必己出。包括文章开篇提到最近问世的那部《钱锺书选唐诗》,里面也有很多出于他个人的这种取舍标准原则的选目,大作家的著名篇章本来就“自带光环”,敢从不起眼的作品里选好作品才考验“疏凿别清浑”的真本事呢。
  最后还有一点补充想法,是王水照先生提到《宋诗选注》里最后一家选萧立之的原因,在于标举宋末小家里能既不倚靠江西门墙也不走江湖派路线而“能自成风格”的诗人,这非常具有文学史的整体观,也合乎钱锺书反对门墙之见的一贯立场。但我个人觉得钱锺书对萧立之的好感也来自抗战时读《萧冰崖诗集拾遗》引起的强烈共鸣,从中文笔记看他读此书是在湖南(蓝田国师藏有四部丛刊续编本),表彰诗人“惟宋亡后,感怀故国”的言语,如《和寄罗涧谷韵》中的“东南文物古遗馀,不料冠绅忽弃如。门外逢人作胡跪,官中投牒见番书”,认为如同抨击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一些投机政客。恰如王水照先生此书标题所示,学术研究的感受和心得,确实与人生际遇息息相关。
正本清源,重建“钱学”的视野与格调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正本清源,指出了对于钱锺书学术格调的几个误解,如掉书袋,无系统,等等。这是钱锺书评论史上一开始就存在的说法:“博闻强记”这种泛泛的赞誉,很容易被理解为是空洞无凭或是缺乏识见的客套话,难以服人;而评价者往往对于钱锺书的学问缺乏全面了解,又容易看不清体系结构,于是得出无系统的结论。——这最早源于叶恭绰“散钱无串”之评语,前些年又因为刘皓明的《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一文引起广泛热议。
  王水照先生书中充分说明了钱锺书对于胪陈文献还是非常节制的,我们前面所举出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钱锺书在看似简单罗列的文献引据上还有极高水平的剪裁排比,这不妨找《中国诗与中国画》第二节列举十四个宋代文献的段落来看看,那些资料各有偏重,包含了不同层次角度的细节。——钱锺书赞许古今中西修辞大家使用列举法“化堆垛为烟云”的“繁类以成艳”,他自己也不甘居人后。
  至于无系统一说,王水照先生多次强调,从手稿集里他越来越感觉到钱锺书的不同方向涉猎与评价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是对重新建构“钱学”体系的信心和预言。但如何开拓新路径来建构这个体系?从开篇介绍的2020年那几部书籍就可看到钱锺书研究目前丰富精彩的发展势头,因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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