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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究竟能给一个人———一个极其平凡的、默默无闻的市民———的生活和精神带来多大、多深刻的改变。”在《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的后记中,村上春树如此交代自己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
  这是一篇有关亲情的文字,但文章想要传达的价值又超乎亲情之外。翻译成汉语不过3万多字的散文,饱含作者对于命运、战争等宏大母题的思考。
  东方文化常以动物比喻人的情感,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读者很容易理解“弃猫”的寓意:家里收养的一只流浪猫,肚子渐渐大了,父母担心日后照顾不了它生的小崽,于是决定把它带到离家两公里的海滩遗弃。没想到的是,村上春树和父亲刚从海滩回来,发现那只猫先他们一步回到了家里。
  村上春树成为职业作家以后,有二十多年没有和父亲见面。即便对于个人家庭生活时常存在各类矛盾冲突的作家群体而言,村上与父亲的家庭关系也堪称极端个例。直到父亲临终之际,两人才再次面对面交流,达成一场“笨拙的和解”。
  不同于一般的亲情写作,父亲参加侵华战争的历史,占据《弃猫》篇幅中很大的一部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上春树都以为父亲曾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军第二十联队无疑是臭名昭著的:它是最早攻占南京的日军作战部队之一,并参与实施了随后的南京大屠杀。著名的《东史郎日记》 作者东史郎也曾作为这支部队的一员,目睹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毫无人性的烧杀淫掠。
  作为坚定的反战人士,村上春树相信这支部队的所作所为“充满了血腥”。因此,在调查父亲从军历史的过程中,他充满了抵触心理,以至于迟迟没有向父亲打听战争时的故事。直到下定决心了解父亲的过往,村上才发现父亲实际上隶属于辎重部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前线作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村上春树的父亲毫无战争责任,在村上年幼时,父亲仅有一次坦白他所在的部队处决中国战俘的情景———无论是亲自动手,还是仅仅在一旁目睹,战争的记忆都是村上的父亲不愿回忆的,但村上认为,这件事父亲无论如何也想以某种形式讲给继承自己血脉的儿子。
  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村上春树本人并没有直接的战争记忆,也没有创作常规意义上的战争文学,但对战争的反思贯穿于村上创作思路的始终。
  在其为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发表的著名演讲《鸡蛋与高墙》里,村上春树这样说:“若要在高耸的坚墙与以卵击石的鸡蛋之间作选择,我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那一边。”在同一篇演讲词里,村上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晚年,时常以兼职佛教法师的身份,替死于战争中的人们祈祷。
  喜欢村上春树的中国读者,多半会遗憾他没有到中国参加读者交流,与村上有过直接交流的中国人更是寥寥无几———这对于爱旅行且身体[必威体育软件]健康的村上来说很难让人理解。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村上还没有现在这么知名的时候,他曾有段中国之行。这段旅行被记录在游记《边境 近境》中,他并非为了到知名景区“打卡”,而是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
  1939年5月,关东军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挑动边界冲突,结果在苏军机械化部队的反击下一败涂地,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关东军不得不收敛进攻苏联的野心。这段历史,后来成为村上春树小说《奇鸟形状录》的轴线。
  村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残暴向来直言不讳。他在《奇鸟行状录》中就借人物之口说:“在南京一带干的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在近年的代表作品 《刺杀骑士团长》里,村上春树再次提及南京大屠杀:“日军在激战后占领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杀人,有同战斗相关的杀人,有战斗结束后的杀人。”他还不无尖锐地向右翼分子质问:“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40万,有人说是10万,可是40万人和10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作为一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并不是一个热衷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是,对战争的反思贯穿于其创作的始终。批评战争对无辜平民的伤害,反思战争的残暴本质,无疑是其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之一。
  在《弃猫》里,村上春树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这种反思,展现了战争之于个体命运的荒诞:正因为父亲没有参加日军在二战后期的作战,没有被送到惨绝人寰的滇缅战场,这才“捡回一条命”;与之相反的是,村上之母曾有一个未婚夫,不幸在战争中殒命。自然,如果没有这样的伤痛与别离,村上的父母就不太可能走在一起。
  父母因战争经历的阴差阳错的命运,“幸运”地让村上春树得以诞生;在文学意义上,离开了父辈的这段往事,就无法造就这名伟大的作家。但是,就战争造成的巨大伤害而言,人们有千千万万个理由反思和悲恸,而绝没有一个理由遗忘、逃避或侥幸。
  在《弃猫》一书的结尾,村上又讲了一个孩提时代关于猫的故事:一只小猫爬上了家中院里的松树,却不知道怎么下来,这给他留下了“下来比上去难得多”的教训。最后,他留下了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哲思:“结果可以轻而易举地吞噬起因,让起因失去原本的力量。这有时可能杀死一只猫,有时也可能杀死一个人。”
  我们无从得知,村上春树最终与父亲达成了何种程度的和解,或许这和解本身依然充满着父子之间的别扭与尴尬。但是,“我拼了命把它写了出来,作为写作之人的职责”,村上春树这份真诚对待血缘与历史的态度无不令人动容。
  面对家庭的曲折往事,面对历史的诡谲云涌,一个写作者始终如一地真诚以待,坦然自省,这就够了。 
       □城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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